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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理想主义》

须知

本文作者:黄碧云

本文来源:《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作者介绍

黄碧云,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获得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和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律系文凭,为合格执业律师。著有小说《其后》、《七种静默》、《媚行者》、《烈女图》、《无爱纪》、《血卡门》等,散文《扬眉女子》、《我们如此很好》、《后殖民志》,最新作品为《沉默。暗哑。微小》。其作品曾获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奖、散文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新秀奖,更多次入选台湾年度小说选、各大报好书推荐。

前言

她说她写完这篇文章很难过。她说她这些年才懂得感激大学教育。黄碧云,或许是香港人生经验最丰富的女作家,做过编剧、记者和律师,开过店子,曾在台湾、香港和法国读过书,去过西班牙学跳费明高舞,更周游列国。在大学里,或许很多人都希望能像她,过着这么不同的生活。甚么样的教育甚么样的经验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一个人?黄碧云,由她大学毕业作品《倾城之恋》开始,和我们分享她的大学回忆。

“…离开大学很多年才明白,这才是教育,每个人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考试可以很符碌,前途就不大会谋算,不时还想着社会责任及承担。后来我又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

正文

我在法庭外面碰到了蓝宝生。他没有叫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叫他,但只是面对面的站着,每人都穿一套深色西装。离开学校后,当初那一两年还有见面,最后一次可能是在一次旧生舞会里面,他介绍女友给旧同学认识。我很讨厌旧生会那一种比较成就的风气,而且一群不再年轻的人聚在一起,在怀缅往事,也不是甚么好品味,不然就说些儿女经,买楼经,我也感到无话可说,所以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去那些所谓旧生聚会。那么多年没见,没甚么,就像从前在就业辅导处还是书局饭堂碰到一样,讲几句漫无目的的说话。然后我说,我的客人到了,我要过去谈谈。他毕业后就在国泰工作,一直到现在,来到法庭是因为国泰跟另一间航空公司的诉讼。他说,再见。后来也没有再见。想不到再见的理由。

毕业后没见他,知道他去了中东住了几年。我没有告诉他我过去二十年做了些甚么。我只说,不想做律师,想去跳舞。也会去。他说,你跟从前一样。就好像我们从前很要好一样。

在学校他读商,我读新闻传播,也不知道怎样认识。他那时候已经穿得像上班一样上学。奇怪的是爱跟我们一伙人混在一起,我们一伙人都在诗呀电影呀张爱玲呀的想当艺术家,本科没大兴趣念,专事去学些不相干的艺术概论,西方音乐史,心理学;课余就读弗罗伊德和柏拉图和利维史陀,考试就胡乱应付了事。同学也一样不学有术,有人熟读还珠楼主,有人开口就引诗经,有人专注新儒家。离开大学很多年才明白,这才是教育,每个人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考试可以很符碌,前途就不大会谋算,不时还想着社会责任及承担。后来我又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当我还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我以为大学是给年轻人胡混和谈恋爱的。

毕业的时候要做一个电视制作,作为期终作业。我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改编了,老师读完剧本就皱眉头,说看不明白。平日在男生堆里不大张扬的锺荣亮居然仗义执言,说,赵老师,她这个叫做“文学剧本”,惹得全班大笑。或许他那一句“她这个叫做“文学剧本””给我一个响亮的提示,我最后还是走上文学的道路,一去二十年。但当时我还是十分迷糊,没想过当甚么作家,只是喜欢给人写信,从来没有投稿或做甚么创作。只是自己有一本笔记本儿,读了甚么看了甚么想到甚么,就写下来。这个习惯一直维持至今。
蓝宝生就是我的范柳原。叫他念“这一度墙,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会成为过去”他念得很吃力。后来我就将对白变成旁白,我自己念。

很多年后,游说:你拍《倾城之恋》,我做你的印度公主。你又要拍推镜,我做完印度公主便下来给你推镜头。我们去饭堂借一架手推车来推,镜头就摇得很厉害。我只记得她当我的印度公主,忘记了她要推车的那一部份。忠就帮我打灯。我拍白流苏回到上海老家的段落,找到了我姊的养父母的家,是一间乡间老屋,白流苏在发黑的镜前梳头。忠帮我打灯,但他很喜欢吃薯片,一边打灯一边卡察卡察的吃薯片,我说,你专心点不要吃薯片好不好。他毕业后一直在电影界,写剧本,很艰难的拍了一部不见天日的戏。有时记起这件事就会埋怨我,帮你打灯还骂我吃薯片。

《倾城之恋》后来我在艺穗会放过一次,好像只得一个观众。那个观众看完之后说,D光打到爆哂。我的文学电影美梦,就此破碎。游毕业后很快便找到工作,在艺穗会当接待,不是艺术家,但总算跟艺术家沾了点边。我总取笑那些去艺穗会喝酒的人,每个人自称艺术家。现在我已经到了大概会自视为艺术家的景境,但辗转难言,见到我的出版社编辑,只长叹一句欲哭无泪。现在去演讲或做甚么活动,总有年轻人问怎样才可以当作家,我总是长叹一声,唯一可说的就是“可免则免”或“你要很坚强,很坚定,也要很清晰”。“你要很坚强,很坚定,清晰”,是把任何事情做好的条件。有这种坚持和奋斗的精神,不会坏到那里去,做甚么事情都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邵氏制片厂当宣传写手,做了两个星期。第二份工作和游做同事,在无线电视当编剧。

大家都做第一份工作是和游吵了一次架。没甚么事,可能只是我妒忌她的艺术家工作。我本来和她一起住,我一天下班回家见她搬走了。没说甚么。其后我们还见面,一样在无线编剧混的那个房间拉在一起耳朵贴耳朵的说话。那个时候当编剧很放任,上班叫“出现”,有时监制编审会问,某某某有没有出现。游有一次一个星期都没有出现,我打电话到她家,她的录音留言说,游淑仪已经死了,请不要打电话来。我在那编剧房间大喊:游淑仪说她已经死了,不要打电话给她。后来她“出现”,没有人问她为甚么旷工。

最近又跟她吵了一次。她在问我破产的程序,我听了很生气,就高声说:你不要随便说破产好不好。破了产,很多事情不能做。她一直在哭,说认识我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高声跟她说话。况且她也不是想破产。我一直在道歉,说得两个人都在电话哭,就像少女一样。但我们已经到了人说万事哀的年纪。

但我知道不是因为破产或不破产。而是因为我们都非常迷失。

最近我做了一个读书小剧场。感觉就像一个自己的丧礼,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卢也来看我,完场以后跟制作人说,她的大学同学来找她。我见着她,说,吃过东西没有,我们去吃东西。

已经好几年没见面,偶然通电话。她辞了职,现在放假。问我要不要去巴峇岛,现在很便宜,我说好,做完表演那一个星期。

预备表演期间,一直哭。哭了长久以来没有流下的眼泪。所以就想去一个甚么也不做的短旅行。

旅行期间她忽然跟我说,有时想到自己,毫无理想,无所追求,夜半醒来会大哭。

我说,我明白。现在我很奇怪的,会读那些创校和在校的老知识分子的书,像钱穆和劳思光。他们有知识分子承担的精神。也因为他们的承担精神,教育和感染,我们不是那些四处招摇开舞会的旧生,但我们会因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后还是离开了记者行业。我离开得比较早。卢也离开了。我们都曾相信新闻工作是我们的理想;不光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承担。当然实际工作的时候,成天不过在追追追,我笑说,好像登徒浪子,见到每一个人都约人吃午餐,一次不答应,约两次,一直约,约到有个对象说,你真有耐性,你约我吃午餐约了足足一年。最后我忘记了有否跟这个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闻。

到后来当记者变成人见人憎。我脸皮薄,我不觉得我是个好记者,想想不如边念个法律学位,边专心写小说。离开新闻工作后差不多一两年便出一本小说,算是勤劳。

有几年和忠很少见面,几个月才通一次电话,是我们认识以来,来往最少的日子。在学校里他低我们一级,但他爱凑着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电影排队买艺术节的学生票出去拍照搅个乱拍乱贴的摄影展。我们夜里潜入新闻系的工作室冲晒裱照片,游喜欢吃花生酱,我们预备要通宵工作,所以就买了花生酱,从厕所窗口潜入工作室。因为校警巡逻,我们都很惊,就踩烂了厕所的厕纸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酱,漫得一室花生酱的香气。不知是否这样的缘故,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花生酱。总令我接近那一种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们晚一年毕业,第一份工作也在无线电视,当助导,拍电视剧。他去日本读日文那两年,我去东京探过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来的时候我在往成田机场的火车上一直哭泣。没有甚么事情,大概只是感觉到时间的重量。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十九,他大概十七八岁。后来我在伦敦,他来看我,我们午夜十一时在我家附近找一间酒吧喝啤酒,零度左右,我穿一件灰长大衣。走了一个小时才放弃。那时才知道,原来英国的酒吧十一时就要关门。住在伦敦的时候,没甚么朋友,很少出去,晚上都在房子里看书看电视,生活很简静。

我们在紫线地车里谈王家卫的电影。他那时候想着开戏,大概也很快乐。我也想着我的小说,想着做大作家,也可以说得上快乐。无论如何虚假,希望总令人快乐。

戏拍完了,放了好久无法公映,后来在湾仔的京都戏院,上映了一天。过了几年,他才说,友叛亲离。

我去了一间律师事务所上班,每天都给榨干榨净,下班后灰着脸都不说话,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友叛亲离。

因为无话可说。开口埋怨会影响其它人。他和一个他喜欢的导演合作,写剧本。导演说他,有乜咁大件事,拍得唔好咪拍第二部。我笑说,佢又讲得O岩播。每一次我灰心失望,他总是鼓励我:你走的路很难,但方向是正确的。

我做表演的时候,他来了看,两晚。演完以后,我很难过,和他说着我的过失。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那里,下次做就可以改进。我说,也不知会否有下一次。做了这么多年人,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侥幸,总是千锤百炼,非常难。

祖利安也有来看表演。最后一晚,他推开化妆室的门,我便大喊:好烦呀。他也喊:做乜喎。然后我想:我从来不用这样无礼的方式跟人招呼。但见到他我真的觉得好烦。一年级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老扯着我说话,是他累我给老师赶出课室的,上的课好像是“传播学导论”。到四年级又因为谈话给老师赶出课室,大概也是跟他谈话。他声音高,人又嚣张,又老爱叮着我,将我当做假想敌,到今时今日仍叮着我不放,游笑说,你和祖利安是一生一世的了,他不会放过你的。我苦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不时会收到他的电话,尖声尖气的:黄碧云——呀,我系李志超——呀,你call我呀。我总像见鬼一样,哎呀的,但又会回他的电话,说,又做乜呀。他现在在城大教书,也拍电影,又买了楼,母亲得了个怪病。他母亲以前以为我是他女朋友,总会煲汤笼络我,但后来发觉搅错,就不大有汤好喝了。

四年级时和他吵过一次架。我是不大会吵架的人,高声说话会声震兼口窒。那次他和我争摄录机用,在技术员的房间吵着,老师在房间讲电话,因为我们很吵,就缩在一角按着耳朵讲电话。讲完电话就劝,大家同学,不好吵架。后来一样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看表演,在课室跟他传纸仔和谈话。

有一次做独立电影的冯美华找我,问:我在编一个香港独立电影的档案,你是否拍过一个《倾城之恋》?我奇道:你怎知道。她说,李志超说的。我说,老早扔了。

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真的拍过这个戏么。记得好像只得二十分钟左右。我的白流苏毕了业后见过一两次,也没有来往。我记得我拍了那一场将蚊香盘踢到床下去。我叫她点了蚊香,火一划,在影带上留了一条缓慢的淡黄痕迹。我说,cue,她便将蚊香盘踏到床下去。没有对白。对白是我后来在录像室配上去的:她不觉得她在历史上有甚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盈盈的,将蚊香盘踏到床下面去。这么多年了,对白我还记得。张爱玲的小说老早扔了,但其实已在脑海里面,无论我如何撇清。

这场戏是在我姊家里拍的。我姊后来生癌,病了一年,割掉了声带和喉咙的一小截。我还活着。看来还可以。祖利安会再找我的。我艰难的时候会跟忠说着话,我知道他会很有耐性的听着我。要打一个电话给游,问她看了“波萝油王子”没有:那是一部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的电影。很悲伤。要跟她说,昨天我去一个演讲会,有个五十多岁的清瘪男子来要签名,我奇怪因为我的读者通常比较年轻。男子拿了一本Q仔的书给我签名,因为是我写的序。Q仔破了产以后我也没找他,因为他炒股票输了的时候我找过他,他对我很冷淡,我就没找他了。做完演讲我便打电话给Q仔,说有这么一个读者。我想见见你。我说。我们都老了,不知还能见得多少次。晚上我们见了面,他说了四个小时的话,破了产还开着一架宝马。他说是向法庭争回来的,他向法官说,我伤残,要用车。法官说你不必开宝马。后来补了钱,才可以开一架宝马。没事业也没钱,但我心情比我有一千万的时候好。他说。他是港大毕业生,江说的,最优秀的马克思份子。他说,从前的朋友都没来往了,没甚么好说。

他说有来看我表演。破了产,没甚么好做,在报上读到有关我的消息,想想很久没有见过我,就来看我表演。我倒没见到他。

其实我应该早一点找他的,只是我心存狷介。

又在地铁站碰到雄仔。他还好,变成年轻人的偶像。

我要开始做我下一本小说的有关阅读。九月回西维尔将舞跳好。明年去伊朗看看。回来如果可以,找一份散工做。

编者言

分享本文的初衷是因为社团同学因节日送的小礼物,“一学一问的未知,因此,也就是一笔一画的希望”。她想摘抄黄碧云关于大学理想主义的文段,因太长而作罢。我问她要来了原文段,读下来,不大懂。一是因为我没接触过黄碧云,也没读过她的作品,二是可能怪我阅历太少,其中深意尚不能发掘。不过,对于大学的理想主义,我总归是向往和赞成的。只看现实、抛弃理想,那会碌碌无为一辈子;只有理想、不顾现实,那会茫然无措一辈子。人终归要中庸才好走得更远。

虽然如此,内地的舆论氛围和学术环境,应该没香港、澳门显得开放自由。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今,娱乐化的内容尚且会莫名失踪,遑论严肃的反思与批判了。理想主义也少了许多生长的土壤,更多地被平庸所替代。花盆依旧是那个旧盆子,但已经换过土了。花长得如何,也须看土壤肥力和种花人的照料。大学理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象牙塔,结果大多被外界的现实侵蚀得严重,学生不时还要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费力的斗争,跟各种无奈的现象作斗争,哪有心思静下心来做真正重要的事情?有些话不利于团结,不让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觉醒的人是少数。大学要栽培的是怀揣理想主义的觉醒者,而不是自甘平庸的自弃者或他弃者。老师留任、升职不看教书育人的水平,反而看搞研究、发论文的能力,那大学改名叫科研所,岂不美哉?连老师都自顾不暇,育人的心思都花在其他方面去,难道期待学生自己醒悟?

《大学》载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此“大学”非彼“大学”,可要义是相通的。大学就是要让学生“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做个有道德、有理想、有胸怀的新人。
大学的理想主义,不外乎“大学之道”。

毛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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